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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講讀(上)》






《詩經》成為至高無上的經典之一，並非因為儒家牽強附會的解釋，而是自身具有永恆的價值。自它問世以來，「風雅頌賦比興」這「六義」成了詩歌創作的金科玉律，風（國風）和雅（大雅、小雅）成了詩的最高典範。

本書選擇《詩經》三百零五篇中的一百二十餘篇，按婚戀、祭歌、史詩、燕飲、役行、農事、牧獵、怨刺、祝頌、雜感十個專題編排，有精要的注釋，有精到的講評，有精彩的集評，更有問題討論、文化史拓展、文學連結等等項目，開拓廣闊的歷史文化空間。

內容介紹：

《詩經》本稱「詩」，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被儒家列為經典之一。《詩經》編成於春秋時代，共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大類。詩歌形式以四言為主，運用賦、比、興的手法，描寫生動，用語樸素優美，聲韻自然和諧，富有藝術感染力。在中國詩歌史上，影響之大，莫過於《詩經》。

聞一多說：「《三百篇》的時代，確乎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大體是從這一開端的時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學也定型了。從此以後兩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們文學的正統的類型。」

本書選擇其中的一百二十餘篇，按婚戀、祭歌、史詩、燕飲、役行、農事、牧獵、怨刺、祝頌、雜感十個專題編排，有精要的注釋，有精到的講評，有精彩的集評，更有問題討論、文化史拓展、文學連結等等項目，開拓廣闊的歷史文化空間。

序：

中國自古以來有著十分濃厚的人文經典意識。一方面是傳世文獻中有豐富多樣的文化典籍（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見的），另一方面是千百年來讀書人對經典的持續研討和長期誦讀傳統（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由於廢科舉，興新學，由於新文化運動和建立新民族國家需要，也由於二十世紀百年中國的動亂不安，這一傳統被迫中斷了。但是近年來似乎又有了一點存亡繼絕的新機會。其直接的動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提倡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民間社會力量以及一些知識分子推動的又一次「傳統文化熱」，尤其表現在與八○年代坐而論道的文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發的社會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譬如各地開展的少兒誦讀經典活動，一些民間學堂的傳統文化研習，一些民辦學校、農村新興私塾等，對學習傳統經典的恢復，以及一些大學裡新體制的建立等。其時代原因，表面上看起來與中國近十年的經濟活力與和平崛起有關係，其實比這複雜得多。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轉型社會的道德危機和意義迷失所致社會生活的新問題及其迫切性；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的相互競爭相互激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科技至上的社會環境中，公民社會的人文精神品質正在迅速流失；在這個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國文化特質正在迅速喪失；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由文化激進主義而帶來的弊端漸漸顯露，中國文化由遭受踐踏到重新復甦的自身邏輯以及文化覺醒；以及從經驗主義出發，從社會問題出發，實用地融合各種思想文化的資源以有利於社會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新視野等等。總之，一方面是出現了重要的新機會，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機。惟其複雜而多元，我們就不應該停留於舊的二元對立的思路，不應該堅執於概念義理的論爭，不應該單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設問題，而應該從生活的實踐出發，根據我們變化了的時代內涵，提煉新的問題意識，回應社會的真正需要，再認傳統經典的學習問題。

所以，這套書我是欣然贊成的。在目前中國文化的發展出現前所未有的新機會，同時也是出現前所未有危機的情況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願意做一點負起社會責任的事情，體現了他們的眼光、見識和魄力。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單位願意援手傳統文化積累培育工作，中國文化的復興是有希望的。是為序。

《詩經》導讀

今天，無論哪一部中國文學史，也不管是高中或是大學教材，凡是介紹《詩經》的文字，幾乎都會明確地告訴你：《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如果再介紹深一點的文字，便會進一步告訴你：以前的經學家給《詩經》上面加了許多政治教化的內容，掩蓋了《詩經》的本來面貌。只有以文學的眼光來研究《詩經》，《詩經》才算是恢復了本真。但是要知道，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詩經》卻是以「經」的絕對權威存在於中國歷史的。她的經學意義要遠大於她的文學意義，她對中國文化史的巨大影響主要在「經」而不在「詩」。如果我們簡單的僅僅以「文學」來對待，她的文化意義必然要受到巨大損傷。因而現在我們需要面對歷史與現實，對她做出客觀的分析、認識與重估。

一、 《詩經》的結集及其文化意義

就從《詩經》的產生而言，雖然她的每一篇其本質都是文學的，然而她的結集，她的權威性與神聖性的出現，她的廣泛影響，卻是與周代禮樂制度密切相聯繫的。她不僅表現了周代禮樂制度籠罩下的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表現了禮樂文明即「周代理性精神」激盪下的人們的種種思考和心靈感受，同時她是作為禮樂文明的一部分而產生、而存在的，她的各篇詩歌，都是配合著「周禮」而演唱或演奏的。在什麼樣的場合演奏什麼樣的詩，這是不能含糊的。在大學，作為學習《詩經》的一般知識必須要知道的是：「《詩經》收錄了自商末（或說周初）到春秋中葉的詩歌三○五篇，存目三一一篇，其中六篇有目無辭。共分風、雅、頌三部。其中〈風〉詩分〈周南〉、〈召南〉、〈邶〉、〈鄘〉、〈?〉、〈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五國風，有詩一六○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詩一○五篇。〈頌〉分〈周〉、〈魯〉、〈商〉三頌，有詩四十篇。《詩經》詩篇所產生的地域，大略在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及湖北、安徽北部等地。其作者成分很複雜，有民間歌手，也有文人之作；作者的身分有帝王和朝廷重臣，也有宦官、走卒和農夫、農婦。」然而時間跨度如此之長，地域分布如此之廣，在人類物質財富尚不發達、靠竹簡艱難地記錄語言的時代（在當時抄錄一部《詩經》所耗財力、人力，必然是很大的），如果不是禮樂制度的需要，不是出於政治功利目的，我們很難想像，有人會為一部「純文學」的集子、為簡單的情感抒發，去耗費大量人力、財力進行一項對國計民生沒有意義的工程的。因而我們說，《詩經》一開始就不是作為文學啟動的。

關於《詩經》的結集，古人認為有兩次。《毛詩序》與鄭玄《詩譜序》，都把《詩經》分成了正、變兩個部分。鄭玄曾明確地指出，「正經」部分（即〈二南〉、〈周頌〉、〈小雅〉中的前十六篇，〈大雅〉中的前十八篇）產生在王道興盛的周朝初期，是成王、周公時就編定的。「變經」部分（「正經」之外即為「變經」）則是周懿王之後王道衰微的產物。但王道雖衰，王澤未泯，人尚知「發乎情，止乎禮義」（《詩序》）。「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詩譜序》）。這兩次，無論哪一次編輯，其目的都不在「詩歌總集」，而是認為：一部《詩經》所體現出的就是「王道」與「王澤」，它是人間一種正氣、真情的蕩漾。具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重大意義。

但正、變的觀念，在現存《詩經》文本中並看不出來，因此現在大多數學者不相信也不採用這種說法。一般認為這些詩有兩個來源，一是「采詩」，即由官方派出的專門人員從民間採集來的詩；一是「獻詩」，是公卿大夫提供的。這些詩彙集到了周太師那裡，被編成了詩集。但無論是「采詩」還是「獻詩」，同樣其目的都不在「文學」。採來的詩，要由太師配上樂，演奏給天子；公卿獻詩，也是要工師們演唱給天子的。這是當時的一種制度。「采詩」是為了觀民風，知得失；獻詩是為了規諫王者，補察時政，都是有政治功利目的的。

在春秋時代列國間就流傳著一個《詩》的本子。當時賦詩、引詩之風盛行。在外交場合上，各國諸侯和使臣為了政治目的舉行聚會，往往要賦詩言志。似乎任何重大的國際問題，都可以在詩禮賦詠中不知不覺地獲得解決。如《左傳?文公十三年》：

公如晉朝，且尋盟。?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在這裡，雙方似乎什麼事兒都沒發生，實際上在《詩》禮往復之中，暗自交鋒了兩個回合。鄭國要和晉國修好，希望魯文公辛苦一趟，到晉國去說情。賦〈鴻雁〉詩，義取詩中「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兩句，意思是要魯國可憐他。季文子代表魯文公賦〈四月〉，義取篇中「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幾句，意思是說：文公遠行跋涉，太勞累了，想回家。這等於拒絕了鄭國的請求。鄭國的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兩句，意思是：鄭國是小國，有急難，不找魯幫忙再去找誰呢？這簡直有點跪下來哀求的意思。季文子賦〈采薇〉，義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二句，意思是：好吧，就為你再辛苦一趟。「詩拉遝稱引，各各不言而喻，而當時大國憑陵、小國奔命之苦，凄然如見」。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各國使臣賦、引詩篇，基本上都集中在〈周頌〉、「二雅」、「二南」、「三?」中。《左傳》記載賦詩引詩約一百八十餘次，就有一百五十四次在這個範圍內。這反映了當時通行的《詩經》本子的內容。雖然也有偶及〈鄭〉、〈唐〉、〈秦〉諸國風者，但屬特例，因為〈鄭風〉只有鄭人賦，〈秦風〉只有秦人賦，〈唐風〉是為晉人賦。當時在各諸侯國的樂師手裡，也保存著通行本沒有的一些詩，如魯國樂師保存的詩樂就比較多，只是沒有廣泛傳播開來，因此未能被廣泛引用。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14.8*21
頁數：212


出版地：台灣